绿岛论坛论文 | 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犯罪认定及刑事化路径研究

感激

“第六届鹭岛刑法论坛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年会”于4月25日圆满结束。为期一天半的会议期间，刑法专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从业人员就网络犯罪与刑事辩护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现场共计近200人参会，数万人在线观看直播。 组委会在此衷心感谢大家对本次大会的支持与关注！ 本次会议开通了直播点评通道，扫描文末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进入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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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第六届鹭岛刑法论坛暨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刑事辩护专业委员会年会》优秀文章）

【摘要】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运作存在不可避免的犯罪风险。 本文在研究国内已有案例的基础上，认为有必要对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犯罪的认定进行研究。 虽然目前国内金融监管体系对数字货币交易采取禁止态度，但出于保护新型金融工具发展的初衷，对数字货币经营的刑法规制应保持适度，不应将所有数字货币交易定为犯罪。并予以处罚，但应结合数字货币交易行为的特点和行为人非法持有的目的区别对待。

【关键词】数字货币； 非法集资； 非法占有的目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近期，比特币全球指数再次突破5.8万美元大关，逼近6.1万美元的历史新高。 传闻朝鲜政府雇佣黑客挖比特币，甚至盗取其他矿工的比特币，导致近期比特币价格大幅波动。 特斯拉CEO、知名科技狂人埃隆·马斯克也声称，特斯拉购买了价值15亿美元的比特币，未来将接受比特币作为支付方式。 这一消息也引发了比特币价格的狂热。 上升。 以比特币为首的数字货币已经成为科技和金融行业的重要角色。 在各路资本的推波助澜下，数字货币概念展现出了强大的市场影响力。 在融资需求的驱动下，很多人都渴望使用数字货币来达到高效筹集大量资金的实用目的。 这其中的犯罪风险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一

数字货币筹款行为发展现状

2009年1月，第一个包含50个比特币的区块正式诞生，随后吸引了全球矿工加入互联网时代的“淘金热”。 然而，直接挖矿获得数字货币，不仅需要具备足够算力的“矿机”作为生产工具，还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技术手段和信息资源。 购买数字货币进行投资，对于普通数字货币爱好者来说，是一种比较现实的做法。 大大小小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降低了普通投资者参与数字货币投资的门槛。 数字货币数据分析平台“飞小号”网站数据显示，截至发稿，全球发行数字货币9018种，数字货币交易平台649个，可存储数字货币的电子钱包87个。 数字货币募资行为大致可以分为购买现有数字货币和发行新币为项目募集资金的ICO行为。 ICO于2014年首次被收录在美国出版的Merrian-Webster词典中，被定义为首次公开发行以筹款为目的的虚拟代币。 它是一种新型的融资工具，发行虚拟代币以换取投资。 在ICO项目中，投资者获得的不是传统的投资凭证，而是类似于传统投资凭证的基于ICO白皮书的虚拟代币。 由于ICO存在不可控的金融和社会风险，在我国现行监管体系下被“一刀切”禁止。 2017年9月4日，《公告》将ICO定义为“实质​​上属于未经批准的违法公开融资行为”，紧急叫停ICO项目，全面禁止该融资活动。

这种基于区块链技术发行类似代币的虚拟记账凭证来筹集各种虚拟货币的行为就是ICO行为。 ICO行为的本质是以数字货币为募集对象，以新币作为红利。 可能构成非法集资等犯罪。 而单纯的中介购买数字货币或持有数字货币是否构成非法集资犯罪？ 本文认为，在火币网等数字货币交易平台规模化、私人购买数字货币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将其认定为犯罪需格外慎重。 代购数字货币当然不构成非法集资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混淆两者的问题。 2017年，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发布了《2017年上半年国内ICO发展报告》。 报告显示，国内提供ICO服务的平台有43家，已启动和完成ICO项目65个，累计融资规模共计63523.64 BTC（比特币）、852753.36ETH（以太坊）等虚拟货币，折合人民币2.616元亿，以2017年7月19日零时价计算，参与人数10.5万人。 此外，根据国内数字货币交易资讯平台飞小号网站数据显示，全球交易所综合排名前两名的分别是火币全球站和币安。 这两个交易所都是华人创办的。 他们的交易所虽然注册在国外，但在国内的交易量很大。

二

目前国内对数字货币募集行为的监管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打破了科技金融地域和制度规范的束缚。 我国金融监管尚未对数字货币集资做出有效的制度应对，比特币热潮涌入国内。 当国内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出现短期金融挤兑风险时，金融监管部门不得不对数字货币集资采取“一刀切”的禁令。 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数字货币集资监管体系。 具体而言，我国数字货币募集监管存在以下问题： （一）金融监管规则缺乏指引 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2017年《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和2018年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中央网信部 公安部 中国人民银行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防范利用“虚拟货币”“区块链”非法名义集资的风险提示》 （以下简称“风险提示”）上述规则更多是为了提示数字货币操作的风险 ，无法解决文件有效性水平低、主体责任不明确、可操作性弱等问题。 首先，《通知》、《公告》、《风险提示》从法律地位来看，属于部门规章。

随着数字货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反洗钱力度方面，有学者指出“无论从执法还是处罚的角度来看，显然都无法满足我国对数字货币交易的监管和监管”。数字货币犯罪。” 需要严厉打击。” 这也体现在对非法集资犯罪的规制领域。 另一方面，从内容上看，三份文件更多地指出了数字货币业务经营的风险和监管主体。 不过，该文件的重点是“一刀切”告知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禁止开展比特币相关业务。 数字货币运营的市场需求是客观存在的。 相关部门并没有在“破”的基础上“建立”数字货币交易的监管体系。 交易等服务的互联网站点应向电信管理机构备案。”这样的笼统规范让监管者和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主体无所适从。在没有具体金融规则的情况下，也很难在刑法层面准确认定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的“违法性”，从刑法角度，对不符合金融监管的行为，应当规制非法集资罪系统，严重扰乱金融管理秩序，根据《通知》、《公告》和《风险提示》的相关精神，禁止数字货币交易，包括数字货币ICO行为和数字货币与法币兑换行为目前的金融监管其实是对数字货币交易的“一刀切”禁令，p 禁止金融机构和网站管理者为数字货币交易提供法币结算、交易信息发布等基础服务。

但鉴于国际数字货币市场的火热，国内投资者难以从根本上遏制数字货币的投资需求。 未来，国内金融监管也需要及时出台监管数字货币相关行为的具体指引。 （二）司法判例缺乏 数字货币犯罪早年出现在司法视野中。 据五里提格网案件检索显示，2016年以来陆续出现数字货币犯罪起诉案件，主要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诈骗罪、组织和非法集资罪。领先的金字塔计划。 据无立希网案件检索数据显示，涉及数字货币犯罪案件约230起，涉及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约52起。 目前，可供研究的判例严重不足，司法部门尚未出台针对性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 研究现有司法判例可以发现，一些基层司法机关习惯于以通过虚构数字货币经营项目组织、领导传销、骗取财物罪对数字货币经营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一些基层司法机关机关选择直接适用非法集资罪，甚至适用诈骗罪。 这里，存在同案不同判的严重情况。 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犯罪特征明显。 建立传销组织，利用购买代币、积分等进行线下发展，构成本罪。 其中，数字货币只是传销的噱头，传销行为本身并不涉及数字货币的具体操作。 司法机关习惯性地参照行政监管对禁止数字货币相关活动的严厉态度，严厉打击一切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涉及数字货币的交易。 对数字货币相关行为的污名化，实际上阻碍了国内科技金融的长远发展。 一味坚持高压打击数字货币集资行为，也涉嫌肆意扩大非法集资犯罪范围，不符合刑法谦虚原则。

三

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犯罪认定存在的问题

在现有数字货币金融监管指引和刑事司法判例缺失的情况下，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犯罪的认定也存在诸多问题，增加了刑事司法认定数字货币相关行为犯罪的难度和难度。纯真。 （一）购买数字货币行为与非法集资行为界限模糊。 代购数字商品只是通过境外数字货币交易平台购买数字货币。 代购一般只收取中介费用，以满足部分投资者的数字货币购买需求。 连手续费都不给。 从性质上分析，代购数字货币与募集数字货币不同，不应认定为非法集资。 但在实际司法案件中，购买数字货币行为被认定为非法集资，其合理性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思考。 一、案情 案件一：2015年7月至2016年10月，被告人毛某在网上参与虚拟数字货币投资团队，租用办公场所，未经批准在网上对马某、维卡进行投资。 以Token、MFA、STC、3M等虚拟数字货币项目为由，承诺高额回报，非法吸纳多人“投资资金”1200余万元，共造成损失约480万元人民币给受害人。 2016年10月期间，被告人毛某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明知虚拟数字货币价格暴跌无法提取现金等，骗取陈某“投资款”共计246万元及徐的“投资基金”。 7万元，通过银行卡多级转账、取现转账，非法占有，部分还款用于贷款、信用卡等。

被告人毛某还将登记在其名下的房产、汽车转让给他人后逃逸。 本案被告人毛某及其辩护人的相关抗辩主要如下： 1、投资平台正常运营，各被害人的投资资金用于购买相应价值的虚拟货币。 受害人名下投资资金性质发生变化的； 2.Mao与每个受害人建立了委托投资关系，每个受害人都委托Mao对虚拟货币的处分权。 10月期间的投资基金，毛与之前投资基金和虚拟货币的运作模式相同。 他并不知道虚拟货币项目的交易通道已经关闭，线上平台价格暴跌。 ，担心双重扣分，不是为了诈骗，所以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原审法院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 1、毛某通过投资虚拟货币骗取被害人金钱后，并未将上述款项用于虚拟货币投资。 虚拟货币被分到受害人陈某、徐某名下，但受害人并未实际控制上述账户，上述账户实际控制人仍为被告人毛某。 由于被告人毛某的诈骗行为，被害人陈某、徐某已给钱。 ，并没有实际获得被告人毛某所说的虚拟货币，造成资金损失。 2.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据目击者证言，毛某计划于2016年9月转移财产。从银行账户资金去向来看，相关资金已多次转出，部分资金用于归还贷款国外比特币犯罪，信用卡等。毛于2016年10月完成房产和汽车过户后逃离。

三、关于本节犯罪事实的性质，集资诈骗罪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其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尤其是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扰乱国家金融秩序，被告人毛某骗取被害人金钱，并将骗取的部分金钱用于偿还贷款、信用卡等，从犯罪对象和金钱用途来看，不符合构成要件集资诈骗罪的要件。 由此可见，原审法院并未对代购数字货币行为的性质作出认定，但仅毛某行为涉及数字货币业务经营，给被害人造成损失，认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但在判决部分，以“侵害公私财产合法权益”为由，驳回了集资诈骗罪，将诈骗罪适用于行为人的部分事实。财产而不是国家金融秩序”。 若毛明知数字货币价格暴跌，仍代购数字货币，既侵犯产权，又不侵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为何以往“主观上不那么恶毒”的代购行为可以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本案购买数字货币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集资行为，值得商榷。 3、代购数字货币不应认定为非法集资行为。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防范发行代币融资风险的公告》禁止ICO行为与法币、虚拟货币兑换交易，但金融监管和刑法规定并未从实质层面触及购买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来源。

国内数字货币交易逐渐转移到日本、美国等允许数字货币交易的国家，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也推出了全球版网站。 例如火币全球站、中国比特币海外版等。据调查，目前我国数字货币交易业务在一些地方仍在进行，这种对数字货币交易监管的缺失影响了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运行。 可见，将购买数字货币行为认定为犯罪存在现实阻力。 (2)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证明标准模糊。 目前，能够公开研究的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不多。 但从这些案件中可以明显发现，数字货币犯罪的特殊性并未引起司法实务部门的足够重视。 对司法人员数字货币操作行为的研究并不深入。 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界限模糊。 通过下文案例2、案例3的非法持有目的与案例1的对比，可以看出非法持有数字货币犯罪目的的认定存在证据标准模糊的问题。 一、案情简介 案例2（终审集资诈骗罪）：2016年上半年至2017年4月，廖某、胡某、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纠集被告人吕某、陈某。 经过预谋和相关“训练”，利用网络虚拟货币“买付币”开展传销活动。 以GTPD为公司名称，创建了名为“Puipaicoin”的交易网站，制定了网站交易的相关规则，以高额返佣为诱饵，利用网络平台，通过发展下级会员获取利益。 由胡某控制“买派币”营销网络的整体运营、宣传、程序设置、后台维护和修改； 吕、陈负责在内地授课，同时接受胡的指示，部署相应的传销活动，收取会员租赁矿机注册费等。

吕某、陈某在常州进行了大量关于采购钱币的讲座和培训，通过面对面讲解等形式国外比特币犯罪，组织协调常州会员团队的发展。 截至2017年4月20日，常州地区已形成层层递进的组织体系，以开发人员的数量作为薪酬和返利的依据。 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已达40人，级别达到6级。鲁某直接或间接从传销中收取的资金累计达600万元以上。 陈某直接或间接收受传销资金30万余元。 案例三（终审诈骗罪）：2015年7月，被告人田某在网上接触到“中国物联网数字货币”概念，并加入了名为“59区平安116”的微信群”。 2016年10月，田某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效仿平安116的模式，采用免费注册送积分，积分可以兑换成人民币作为发展会员的诱饵。 2017年3月任董事长。 设董事会12名，设董事长一职。 他们都通过微信群相互交流。 他们继续沿用平安116的宣传模式，发展了数百万会员。 会员号、电话号码、所在地、电子邮箱等个人信息，逐级上报给田某。 2017年5月，田某注册一家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捏造公司上市事实，指使下属成员在各微信群成员中进行公示，并发出卖出原股的通知，1元每股，至少买入100股，会员依次买入原股，款项分别汇入田先生设立有限公司的账户和个人账户。

在收到入股款的同时，田某迅速划转资金，先后将款项汇入顾一、邱志军等个人账户，并转入名下的其他个人账户和单位账户。签订合同付款，用于个人购买房屋、汽车、购买金融产品等个人消费。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案件2、3最终认定行为人分别构成集资诈骗罪和诈骗罪。 但对三起案件中各行为人的数字货币经营行为分析表明，行为性质存在较大差异，但最终均被司法机关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三起“捏造事实、隐瞒真相”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可简化为： 案例一（毛某）：明知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价格暴跌、交易通道被关闭，转账隐匿投资资金； 案例2（吕、陈等）：创建虚假数字货币交易网站，培训宣传虚假数字货币的好处，引诱投资者买币； 案例3（田）：虚假公司运营数字货币和公司事实，炒作购买原始Share信息，集资进行个人挥霍。 比较可以看出，案例2和案例3中的行为者采用了类似传销的方式，虚构数字货币对应的关键事实来诱导投资者投资，资金并非用于购买数字货币进行投资，而是用于个人消费。 . 案例1中，行为人实际使用投资人资金购买数字货币，并在交易平台上为投资人开设持有数字货币的账户。 从行为分析来看，只有案例1中的行为人实际使用了投资资金购买了数字货币，并对后续的资金划转（更换银行账户以避免双重扣除）有相对合理的解释。 鉴于三起案件的行为性质根本不同，能否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值得商榷。

四

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犯罪的犯罪路径

如前所述，国内金融监管对数字货币集资仅采取“一刀切”的禁令，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字货币是虚拟的“违禁品”。 持有数字货币本身并不构成犯罪。 现实中，国内有大量投资者参与数字货币投资。 目前，刑事司法中对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罪的认定存在诸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尚未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为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罪的认定提供规范指导。利用数字货币进行非法集资犯罪。 这意味着，在真实案件中，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罪具有一定的辩护空间。 （一）购买数字货币不一定构成非法集资。 需要承认的是，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和刑事监管更现实的重点更多是严格数字货币ICO行为，而不是数字货币购买行为。 本文认为，案例1中购买数字货币的行为不一定构成非法集资罪。 从行为性质来看，毛某的主要行为是设立数字货币账户供他人购买数字货币，而非ICO募资。 如果说ICO行为因其复杂的金融技术门槛而使投资者具有更大的风险意识，那么购买行为本质上只是购买特定的“虚拟商品”。 当数字货币不被纳入法定货币范围时，无论理论上还是法律上，它都只能是一种“虚拟商品”。 正如证券界人士的观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委2013年发文，比特币是个人可以合法持有和交易的虚拟商品。

根据2017年通过的《民法通则》，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 因此，比特币等作为具有相应市场价格的主流数字资产，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财产”，不应有太大争议。 “例如，在案例1中，代购数字货币的人在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前提下，并未非法获取他人财物，而是基于平等的原则开展了代购“虚拟商品”的活动。所谓“投资款”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一种“购买款”而非“存款”，单纯代购数字货币的行为仍属于犯罪行为。本质上是购买特定“商品”的行为，以及（2）不承诺回报的投资承诺高额回报或高息返利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的重要因素，数字货币business operations include both ICOs that raise funds by issuing new digital currencies, and purely purchasing digital currencies. Investors are usually not promised high returns. Some scholars pointed out th at "the crime of illegally absorbing public deposits shoul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mised returns', which is a key point of judgment. From the current point of view, ICO does not have this feature. Investors invest based on their judgment on the project's prospects. In terms of the conditions of incrimination, it basically avoided falling into the regulation scope of Article 176 of the Criminal Law. "ICO behavior does not necessarily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mising high returns, and the behavior of purchasing digital currency on behalf of others is even more afraid to promise high returns to investors who buy coins.

A littl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digital currency shows that digital currency has already passed the high-yield period. Nowadays, it is common sense that the price of digital currency fluctuates violently. Therefore, as in Case 1, the actor should not promise that investors will have high returns when purchasing digital currency on behalf of others, but instead inform them of the existence of huge risks. In judicial practice, it is inevitable for investors to make false statements in their statements that the actor promised high returns out of personal considerations to make up for losses. Therefore, when analyzing the behavior of purchasing digital currency in practice, it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illegal fund-raising behavior, and it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 crime. (3) Behavioral standards for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should be strictly grasped Under the existing legal system and financial system, digital currency can only be a virtual commodity with value, market price fluctuations, unclear ownership, and extremely high risks.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purchasing digital currency on behalf of others may involve paying transaction deposits and opening and changing accounts and other transaction habits. These behaviors do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 perpetrator has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should focu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und use behavior after the digital currency project raises funds, and return to the essence of fraudulent behavior for exploration. 1. Standards for Determining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Combined with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in Cases 1, 2, and 3,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of digital currency behavior should strictly follow the falseness of the project + hidden money. In Case 1, the trial court inferred based on the testimony of the witnesses and the victim's statement that the actor knew that the price of the digital currency had plummeted and the trading channel was closed but still collected money from the investor, and that the digital currency was not transferred to the party's actual control. Based on the fact of personal consumption, it is determined that the actor has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Measured from the falsity of the project + hidden mone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process of Case 1 is not rigorous. First of all, the project of the actor purchasing digital currency is not false, and the investment funds are actually used to purchase the currency. Secondly, although the actor did not directly transfer the digital currency to the victim's control, he opened an independent currency-holding e-wallet account for each victim.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digital currency prohibits on-market transactions on domestic trading platforms, such an approach is also reasonable. Finally, regarding the transfer of money, the perpetrator and the defender also put forward a reasonable excuse that "after the virtual currency was used to purchase the currency, the virtual currency has already entered the account of the victim, and the nature of the investment has changed". Since it is a proxy purchase of digital currency, the perpetrator only needs to pay the digital currency in full amount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and the flow of investment funds should not be the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by the perpetrator. However, the actors in Cases 2 and 3 set up false projects starting from digital currency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did not invest in digital currency-related business activities after receiving investment funds. The purpose of constituting illegal possession is accurate. 2. A typical case of determining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Regard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a case from the People's Court of Yiwu City can provide us with some enlightenment. In early May 2017, the defendants Yu, Xiong and others conspired in advance to register a network technology company in Yiwu City, contact technical personnel to build a "Dark Blue Points" investment platform, and operate network platform fund-raising projects. Afterwards, the defendants conspired to hire others to make false promotional materials, promote investment through WeChat, and adopt a three-level distribution model, allowing members to purchase low-priced red wine, Tiepi Fengdou, Tiepi Dendrobium and other packaged products at high prices on the company's network platform, and give gifts, etc. It is worth "Dark Blue Points" and promises to obtain high returns in the short term. You can also invest in the purchase of the company's external network platform virtual currency "Bei Mou Coin", and obtain higher returns through the rise of "Bei Mou Coin", while "Bei Mou Coin"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ertain currency was actually manipulated by the defendants through the background.

By around July 10, 2017, Yu and others had developed nearly 2,000 member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registered more than 9,000 account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illegally raised nearly 50 million yuan. The investment funds collected were squandered by the defendants on the grounds of investment in the company's operations. Later, because some of the company's traders were captured by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the investment members of the entire platform panicked and began to sell a large number of "Beimou coins". After the company's investment platform collapsed, Yu and others fled separately. In the end, the Yiwu City People's Court sentenced the defendants to seven to ten years in prison for the crime of fund-raising fraud. In this case, the defendants recruited members through false promotional materials, added virtual points under the guise of purchasing goods at low prices, and then induced members to use the points to participate in digital currency investmen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igital currency was actually controlled by the defendants , which is a typical fake digital currency project.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the last behavior of each defendant to hide money, it was comprehensively determined that each defendant had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which constituted the crime of fund-raising fraud. The defendant in this case has the two characteristics of project falsification and hidden investment funds, so it can be determined that it has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Therefor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digital currency is not listed as a contraband under the current legal norms, and these two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can be used as the basic element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illegal fundraising by digital currency. If the actor uses all the raised funds for real digital currency transactions, it is a legal digital currency purchasing agent and should not be deemed to have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On the other hand, in practice, if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he actor squandered the digital currency investment funds or used them in other illegal activities, it should also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inference in favor of the actor, and it should not be identified as illegal fundraising.

Conclusion The birth of digital currency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heralds a major revolution in Internet finance. For a long time, my country's national strategy has always placed Internet finance in a prominent position. We cannot block the emerging financial tools of Internet finance while eager to embrace the innovative era of Internet finance. The “one-size-fits-all” solution to the regu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digital currency operations is not a long-term solution. This requires modesty at the level of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study and think about the path of new scientific regulation issues, and not to exaggerate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 Blindly expanding the scope of punishment. In the face of illegal fund-raising behaviors of digital currency, we must avoid self-disruption and wanton incrimination.

作者

Chen JiZhejiang Houqi Law Firm